记取挑丝色浅深(海外作家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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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敌畏新闻网
陈惠东
2019-01-05 09:54

记取挑丝色浅深(海外作家看中国)

 

《绣女》王美芳绘(图片来自网络)

 

学绣女儿行水浔,遥看三塔小如针。并头菡萏双飞翼,记取挑丝色浅深。

——(清)朱彝尊《鸳鸯湖棹歌》之二十五

“五彩备,谓之绣”。

我从小喜欢小姑姑那个大大的针线盒。不是如今商店里那种专用的针线盒,只是个湖蓝色长方形的硬纸盒。不知道原本是做什么用,只记得里面放满了五色彩线。有珠光的丝线,亚光的棉线,冷暖色调深深浅浅都齐备。到后来还添过一些单色调渐进的,不过姑姑嫌那种线呆板,反倒不大爱用。

姑姑的绣花绷子也是大小不一,她低着头飞针走线,在各色的素净面料上绣出花草鱼虫。我有一条白色的短裙子,用细棉布裁八片做成。姑姑在每一片的裙摆处都绣上一大朵朱槿花,银白、浅粉、正红、深红的丝线渐次均匀过渡。我穿在身上,走一步,那些花儿就晃一晃,再走一步,又晃一晃。还有一件浅蓝色的衬衣,胸前打出两排六道对称的细明褶子,每一道褶子的缝隙里,都用湖蓝深蓝的彩线错落地绣出小小玫瑰花苞。那时候,市面上的面料不多,周围几乎所有人的衣服都款式陈旧,颜色单调,便显得我的新衣服总是特别漂亮,一穿出去就要被女老师们和邻居阿姨们借去做样板。

再长大一点儿,我也开始学做女红。裁剪、缝纫、熨烫,还有绣花。先在白色棉布上描出花样底子,选好线,拧紧了竹绷子,才懂得一针一线,千针万线的刺绣绝不只是穿针引线那么简单。我还记得自己花了好多功夫绣出来的第一幅牵牛花,绿色藤蔓上开一朵浅紫色的小喇叭,都是单色,谈不上“细致”,从绣绷上一拆下来熨半天也铺不平。除了针脚勉强算整齐之外,简直乏善可陈。

所以,当我在三舅奶奶家见到那一对靠枕的时候,才会那么震惊。

寡居的三舅奶奶的家,是在市中心一家临街的大店铺楼上租的一个不过六七平米见方的房间。门一推开,室内所有物件一览无余。那一对靠枕放在窗下一张竹制的圈椅上,黑色贡缎双绲边,绣着红梅报春。映着窗外斜斜的一缕阳光,在这个小小蜗居的简陋里华丽得十分突兀。

我径直走过去抱起来看。靠枕上的红梅一枝偏左,一枝偏右,怒放的姿势栩栩如生,花蕊间隐隐还有闪光。绣工精细得不得了,究竟是怎样的巧手慧心,把一根丝线劈开几十下才能绣出这种效果?我忍不住用手指轻轻去摸,惊叹:“太漂亮了!”

“小人家没见世面,三嫂不要见怪。”我祖母笑起来。

“这是有名的绣品,如今也不大见得到了,叫做湘绣。”三舅奶奶过来拍拍我的脑袋,笑着指指点点,“看这朵梅花瓣!用老头小针绣出来的,每一种颜色的丝线连接相搭都不能过长,起针落针都藏在线下面,针脚不露痕迹,颜色自然掺和。这种绣法叫做‘掺针’。”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湘绣”这个词,那么精美、那么讲究的一种手工艺品。

后来想起,觉得那一对靠枕肯定很不寻常。三舅奶奶和我们家一样,都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辗转到桂林落脚的。兵荒马乱地逃难,生死只在一线之间。随军的三舅公下落不明,她一个无儿无女无依靠的中年寡妇只身长途跋涉,能保得住自己一条命已是万幸,等闲的身外之物哪里还能顾得上?偏偏这一对靠枕竟然好端端地跟着她一路从四川到了桂林!

可惜等我懂事,想追问靠枕背后的故事时,三舅奶奶已经辞世。那两对黑色贡缎上巧夺天工的红梅落到何处报春去了?我后来也没再见过,有时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确实曾经见过。那种精致考究的存在与三舅奶奶的小屋完全不协调,与当时周遭所有的物、事乃至于空气都不协调,所以它们后来的消失也是顺理成章的吧。

不过“湘绣”这个词并没有随着这一对靠枕的消失而湮没。我继续跟小姑姑学绣,偏爱花饰,慢慢懂得一针一线的交叉纠缠不仅要顺着图形走针,还得根据枝干、叶片、花瓣、花苞的自然长势在阳光下受光的情况形成色彩过渡;学会了把丝线劈成四分之一、八分之一,用珠针、挑针、缠针、套针、离缝针……包括一点点掺针的皮毛。最后绣出来的桌巾、枕套,至少能平平整整从绣绷上取下来。

五色丝线在光阴的缝隙里游走。夏天吊楼前的柚子花开了,又落了;冬天炭火盆里煨着的大红薯小芋头,熟了,又被哥哥们抢光了。到上世纪70年代末,桂林市开放境外旅游。外地游客说着各种语言大批大批地涌入这座小小山城,星级酒店拔地而起,上世纪80年代中期,市场上已经非常热闹,满眼是各类手工艺品。平绣、织绣、网绣的台布、椅垫、壁挂,成套成套地挂在街前,苏绣、湘绣、粤绣,外加上十字绣,琳琅满目。不过,这些被商家言之凿凿定义的“手工”成品,显然都是缝纫机大批量踩踏出来的“货物”,与真正的手工织绣有天壤之别。自然,好的也不是没有,比如真正手工织绣的湘绣绣品,当时都是论每一件的重量计价的。